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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读《毛选》记

2019-10-17 21:53:21 语录文章 172 ℃ 小蚂蚁作文网

王元化:读《毛选》记

在湖南就读时,他曾多次偕蔡和森、萧子升、易礼容等出游北京、上海、山东等地,拜访孔孟故居,向陈独秀、胡适等求学问道。这期间,除醉心阅读《新青年》外,也钻研古籍。一九二〇年他给周世钊的信中说:“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这都说明“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

汪澍白的《毛泽东思想与文化传统》,有一章曾提及颜习斋对毛泽东的影响。颜习斋出生在北方一个小村落,他的生涯大多在家乡度过,他把读书比作“吞砒(霜)”,强调习行有用之学。所谓习行有用之学唯兵、农、礼乐三端。汪著指出毛泽东于一九三七年写的《实践论》多次直接使用了知行这个中国哲学史上习用的范畴。

一九五一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毛泽东还特意加上“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虽然后来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老庄、墨子、张载、李贽、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但是,用实践来概括认识论,却是和颜习斋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的。颜最重亲知,强调“要在行字着力”。他名所居为“习斋”就是表示重视躬行践履之意。他力排朱子的读书为穷理之说,以为“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愈深”。他著书很少,但留下这类排斥读书的话却很多。

汪著指出,毛泽东也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见解,并援引毛泽东一九六四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为证。“讲话”称:“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了好皇帝。”

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说过:“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毛泽东主张知识分子只有参加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也和上述观点不无关系。他到了晚年更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是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我在文中说,据传毛泽东的晚年读的是大量线装书。现在查阅了逄先知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可将要旨转述如下:进北京后,逄为毛泽东特地买了一部《四部备要》,一部大字本《二十四史》。前者,他读了大部分。后者,则不止通读一遍。他还浏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小说等。但对外国作品却读得很少。逄只举出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寥寥几部。至于经济管理,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生产管理方面的书就读得更少了。

一九八八年

王元化:读《毛选》记

过去我一直认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中的东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我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发现他以前很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由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

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是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的。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

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国传统观念(如知行的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法家的警句,《水浒》中的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并不是立论的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和巴黎公社,而人民公社的命名就是由仿效巴黎公社而来。

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共与中共都曾以这部书作为党校培训高级干部的教科书。建国后理论界长期以来用所谓哲学上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定高下,其根基即是来源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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