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语录文章 / 正文

与226个死刑犯的“死亡对话”

2020-09-16 05:51:02 语录文章 176 ℃ 小蚂蚁作文网

与226个死刑犯的“死亡对话”

[导读]“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犯罪人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上产生一种震颤。”


电视女主播与226个死刑犯的临刑对话


             《临刑会见》电视节目录制现场。——丁瑜 提供

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截至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面对死刑犯

“你认为这就是爱吗?”丁瑜问对面的死刑犯。

这名42岁的男子,闯入前妻家中,用一把锋利的尖刀杀死了前妻。行凶之后,还点燃了前妻的房子,企图自杀,最终警察解救了他。他们的女儿,失去母亲之后,也即将失去父亲。在二审宣判后的法庭上,丁瑜与这名犯人面对面坐着,丁瑜的身后是摄像机。

“我也不知道。我本来不想伤害她。谁也不想伤害,结果伤害了她。”男子回答。

“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直到作案的那一天,还不想伤害女儿,可是恰恰受到最大伤害的,在心灵上……会哭吗?想(女儿)的时候会流泪吗?”丁瑜问。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死的时候我都没哭过……我杀了她(指前妻),趴到她身上哭了。”男子回答。表情尴尬,木讷。之后,把头低下来。

“假如时间回到那个时候(指行凶时刻),你会怎么做?”丁瑜问。

“那有可能死的是我。我宁可死,不愿伤害她。”男子回答。

男子最后对着摄像机向女儿道歉,采访结束了。不久,这名死刑犯的未成年的女儿,在这档《临刑会见》节目中见到自己的父亲。

每次采访结束时,丁瑜会向对方道一声“谢谢”,随后站起身,目送警察将犯人带离采访地点。

在另一期节目中,主角是一对20多岁的年轻情侣,女孩的男友杀死了她的外祖父母。过程是:为了偷外祖父、外祖母的钱,女孩儿将安眠药放在老人们的茶内,不幸安眠药没有达到效果,老人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现了男孩儿,由此引发争斗。男孩儿将老人杀死,为了掩盖罪行,他放火烧了老人的尸体和房子,女孩儿判处12年有期徒刑,男孩儿被判处死刑。

“为什么没想到给你的父母或者给他的父母去要点儿呢?”丁瑜问。

“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要……我们俩也这么大了,也能劳动了,怕父母担心。”男孩儿回答。

“她(指女孩儿)母亲的亲生父母被活活害死,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一家心里很难过,有什么话就说,我可以告诉他们。”丁瑜问。

“请他们以后要坚强地过下去,以后不要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对不起。”男孩儿回答。

采访完了以后,丁瑜觉得不舒服,一直用手锤自己的头部……

丁瑜告诉记者:“我采访过不少比他们(指上述男孩儿)还要年轻的,其中刚年满18周岁,一旦犯罪就可以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就因为一时错误的选择,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没有人不想活着。”丁瑜介绍,一个死刑犯,从被逮捕到终审判决,一般要一到两年时间,他们在这期间也会对自己进行一些思考。

所以,当死刑真正来临时,人的表现是麻木的。以往电视上表现人在死刑面前会出现腿软的场面,一般根本不存在,他们多会因恐惧心理的积压而变得麻木,失去思维,脑海产生空白。但在行刑等待期间,人的意识会产生微妙的转变,开始接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这个过程用一个词来概括:自作自受。

采访开始的时候,丁瑜会问:“真的要走了,害怕吗?”

罪犯们一般会回答:“害怕,但这是我自己要接受的。”或者:“怕不怕,结果都已经这样了,又有什么办法。”

“有的人,会被自己内心巨大的忏悔和悔恨所折磨,只求一死;有的人会说不想死,只要法律给予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尽他的一切所能回报这个社会;有的人出于认知的局限,可能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错。”

当然第三种属于少数。丁瑜与这些少数人对话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憎恶。

在河南焦作,一伙匪徒绑架了一名12岁的少女,可少女并不是他们预先定好的绑架对象,他们意识到错了以后,并没有将这少女放走,而是残忍地杀害了她。

“怎么就能下得了那个手呢?又不是禽兽。”丁瑜问主犯。

“所以说罪有应得吧。”主犯回答,语气和神态毫无悔意。

“采访过这么多案件,我以为我已经见惯了太多罪恶了,但当我听你描述这些细节的时候,让我的心里很难承受,为那个无辜的孩子、那个无辜的少女,所有人应该恨你们。”说完这话,丁瑜流下了眼泪。

“我很庆幸你被抓获,你是个渣滓。”丁瑜最后说。

采访特殊罪犯,也是一个挑战。包荣亭,一个男性同性恋者,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你觉得你说话,你觉得别扭吗?你觉得舒服吗?感觉难受还是舒服?”包荣亭主动问丁瑜。

“啊,没有。”丁瑜回答。

“那这就对了。”包荣亭说。

其实,为了尊重对方,维持谈话的氛围,丁瑜向这名罪犯撒了谎。

《临刑会见》的生命关怀

丁瑜是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制片人兼主持人。《临刑会见》是全国唯一一档以与死囚犯对话为主题的节目,它诞生于2006年,源自丁瑜在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的一次采编会上的突发奇想。

因为死刑、死囚话题的敏感性,这档节目刚开始制作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丁瑜和她的团队一直坚持到现在,每周一期,节目在每周六晚9时30分,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与大象网上同步播出。截至目前,已经有226名与丁瑜面对面的死刑犯以及他们的故事,展示在《临刑会见》的镜头中。

只要是一审判决死刑的案件,在理论上,丁瑜的团队就可以去报道,采访的时间和地点就是二审开庭的时候,和法官一起,因为2007年开始,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审理。

“二审法官开庭时,会把罪犯提出来。庭后采访,那个时候我们很省事,庭上的法警和我们配合,法官和我们配合。我们采访完再把罪犯送回去。”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丁瑜的团队没有和法官凑到一起,就是二审还没有开庭或者二审已经开过庭。没有机会见到罪犯时,丁瑜的团队就协调看守所,到看守所去采访。

丁瑜的团队会在节目中打上“此案正在进行二审,或者本案正在经终判决结果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实际上的临刑会见,比如8点执行,我们可能7点赶到看守所。只有一小部分节目会采用。尤其是这一两年。我不太选择这样的时刻。

“我不想再送他们。”丁瑜解释,一个是要在那个时候采访需要很多条件限制,公检法司都要协调好,需要费很大精力去协调。她也不想让自己的内心太沉重。

是否接受丁瑜的采访,完全取决于罪犯的自愿。绝大多数情况下,犯人都可以正常表达。丁瑜会碰到这次采访未能如愿,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去年春天,丁瑜在郑州市看守所见到了死刑犯张广新,当问及他的成长经历时,他的回答要么是记不清了,要么是答非所问,一个人自言自语,已无法正常表达,丁瑜只得放弃。还有一次,2010年冬,郑州看守所的一名犯人原先答应接受采访,但等丁瑜的团队赶到,对方又反悔了。丁瑜也无可奈何。

“已经面对面采访226名罪犯,应该有一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我觉得每次跟他们交流之后,他们会变得很平静,很释然。内心不再充满了怨恨,悔恨不再吞噬自己的每一个细胞,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度日如年。也许我们的访谈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一些平静,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丁瑜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通过节目为死刑犯的家人朋友转述一些情况,通过我们的节目死刑犯可以有机会向他的家人倾诉自己的内心。”丁瑜说。

有一个名叫吴艳艳的罪犯,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吴艳艳表示,作案前受到了丈夫的打骂。吴的父母去公婆家,谢罪,祈求轻判。后来双方的老人手拉着手坐在一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节目镜头里。法官最终判决吴艳艳死缓,受害方获得经济补偿。这样的节目呈现出来的,是对夫妻双方家庭的深切关怀。

然而,关怀不仅限于此。“《临刑会见》从责任和社会效益的角度,通过对特别案例的剖析和访问,使观众能得到警示,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这样评价道。

截至去年底,全世界尚有58个国家执行死刑,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执行死刑也屡见不鲜。中国政府从来不掩盖执行死刑的事实,相反,中国政府会通过媒体发布重大恶性案件的审判结果,以此起到警告和教育的作用,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临刑会见》的本意即在于此,它警告人们偏离生活轨道的教训,从而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和法律的尊严。

在河南,你可以在家里、餐厅、咖啡馆等公共场所,甚至监狱里收看这档节目,这档节目拥有8000万观众,是河南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

通过与法院、特别是河南省高院的密切合作,《临刑会见》栏目组在选材上获得非常大的便利。他们更注重情感、婚姻、家庭关系、青年犯罪、邻里纠纷领域内的恶性犯罪案件。栏目编导王李的解释,案件中犯罪者人性的挣扎、变异,更能给人巨大的心理震撼。这些案件的犯罪环境大家都很熟悉,能让普通人找到自己影子,找到自己的心魔。

丁瑜介绍:“我们会从罪犯的生活轨迹、犯罪轨迹方面出发来了解和探究他的犯罪心理。邻里纠纷的案件有一个比较典型—为了20元的一棵树,杀了一家四口,无效的沟通是导致犯罪的首要原因。我们选择在生活中可以得到共鸣的案件,与老百姓生活近似的,可以使人们得到一些警示。这是我们选题的大标准。”

“曾有一个犯罪分子,因犯罪入狱,妻子离开了他。他知道后,出于人性心理上对妻子的无法忍受,遂产生杀妻之念,女儿知道后,阻止了该名犯罪分子的杀妻之念。但该名犯罪分子将仇恨转嫁到与其妻年龄相仿的30多岁女子身上,形成二次犯罪。一些观众朋友会来信说他们的类似经历。”丁瑜说。

大量的观众给栏目组打来沟通电话。在一次与观众互动的交流会上,一位年逾五旬的男子,感慨道:因与父亲矛盾深重,自己曾经动过杀死他的念头。正是看了《临刑会见》节目,才悬崖勒马。“伸出的手缩了回来,拿出的刀收了回来。”

2010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导演罗本 纽厄尔(RobinNewell)赶赴郑州,跟踪拍摄了两期《临刑会见》后,制作了同名纪录片。去年10月下旬,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六届罗马电影节上,观众看到了《临刑会见》主创人员的身影,由中国大陆桥文化传媒公司和河南电视台法制频道联合拍摄的60分钟纪录片《临刑会见》入围第六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纪录片《临刑会见》大致介绍了中国的死刑制度等相关司法现状,主要侧重于丁瑜团队的工作流程,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丁瑜对死刑犯的访谈,也因而被称作电视节目《临刑会见》的国际版。

“我不是天使,只是见证者”

没有走到犯罪人内心,没有见到罪犯家人,没有机会见到形形色色的犯罪人员,很难有机会了解到犯罪人员内心真正的想法,对人内心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通过一期一期节目,丁瑜发现,一切人员的犯罪都是有原因的,开始寻找罪犯犯罪的根源。

“人和人之间只要正常地去沟通,正常地去了解、生活,不愉快的事件很难落到自己头上。”工作中的日积月累,丁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维。遇见一种事情,她会思考有几种解决方式,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这样,犯罪的几率就会极大降低。“思维决定行为。冷静是前提。”

很多时候,丁瑜很想采访一下受害人,了解受害人诉说出的当时情况。但是,这些受害人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丁瑜最大的遗憾。

丁瑜身材高挑、瘦削,思路敏捷,语言简明概括。但即使干练如斯,5年来面对226个死刑犯,对她的内心影响,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上文提到杀死自己母亲的包荣亭,2008年,接受丁瑜采访后一个月,走到生命的终点。在他临刑前的最后一刻,丁瑜见到了他。

“这是要去哪里啊,是上西天啊。”包荣亭走出一道门后自言自语,脸上掠过一丝笑。

工作人员要他留下遗言,他说没有。又问他有什么说的没有?

他回答:“说什么呀,要死了,说什么呀。”

没有亲属来送他,他的哥哥姐姐都没有原谅他。在众多穿着制服的人里面,他认出了丁瑜,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旅程时,他觉得丁瑜是唯一跟他有联系的人。

丁瑜向他道别:“我们只能祝你一路走好。”

他转向丁瑜,说:“能握一下手吗?”

丁瑜愣了一下,随后用中指滑过他的手掌—这可能是被所有人抛弃的包荣亭跟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

丁瑜事后解释:“不知道握手能给他带来什么,能给他带来什么慰藉?他的手很脏,指甲里都是污垢。很久我都说不出那是什么感觉。”

“好多人用这个词来形容(我的工作):天使与恶魔。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什么天使,因为我去见这些人是工作需要,我把我自己定位为见证者,见证他为何到死的边缘,见证他临死前的心态,见证从生到死的过程。”丁瑜告诉记者。

丁瑜说:“(有一次)到福建出差,火车上,凌晨一点。因为晚上车窗拉着窗帘,望见朦胧的自然的夜色下,里,站着齐刷刷一排全部是我采访过的、已经被执行过死刑的人!”

“那么清晰,不同的表情,有的人哭,有的人笑,有的人漠然,各种表情的人,一溜站着那样看我,我当时都快崩溃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丁瑜告诉记者,她不是靠倾诉去缓解压力的,是靠理性去自行调节的。

每次采访结束,当丁瑜知道犯罪人员人生的最后想法时,她开始选择闭口不言,目送罪犯离去的身影,转身,望望绿树,看看阳光,感受生命的存在。

丁瑜告诉记者,她从小在公安局大院长大,家对面就是武警支队,支队里面就是看守所,父母也都从事公安工作。因为熟悉环境,从开始参加工作就开始做法制节目,所以个人的耐受性比较强。《临刑会见》伊始,有时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整个脑子里全是那些死刑犯的矛盾冲突和心理纠缠,但时间长了,就转移一下,比如看电影会看一些阳光的、美好的、有生机的。朋友和家人的亲情温暖,看到社会一切美好的东西,告诉自己,在心里做一些平衡。

“我这两年已经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尽量剥离。”丁瑜告诉记者。

“其实知道过这么多故事,见过这么多人,听说过这么多案件,了解过这么多真实的东西,怎么说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心里的垃圾也很多。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生命离开世界,哪怕是一条小狗小猫,我养的一条小鱼死掉,我就会伤心。但这样的人死掉,我不会伤心。从来没有一起案件,让我伤心过。”丁瑜说。

当犯罪人员被押到刑场,身影远去的时候,丁瑜时常会想,相对受害人,犯罪人员是幸运的,至少对死亡他们做好了准备。但对于受害者,死亡是突然降临的,他们不会拥有任何准备。

“我不同情他们,我只是惋惜他们。—或许这是丁瑜摆脱226个死刑犯的唯一方式。

“看那么多人在你面前死去,看到那么多受害人,看到那么多犯罪人悔悟他的行为,认识到他的错误,先不从法律上看,但从一个人来看,生命的消逝,都不得不对人心灵上产生一种震颤。只要能活着,只要还有生命在,其他还有什么事情解不开、放不下的呢?”丁瑜说。

她希望恶性犯罪能够消失,她能够停下脚步,结束这档节目。

相关文章

标签列表
友情链接